在山东滨州的博兴县，有一个名为兴福镇的小镇。约30年前，兴福镇出现了一种现象，被称为“兴福现象”。该现象的核心是通过能人带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兴福现象首次由新华社记者李锦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形成了一系列后期政策导向和决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引人注目。

　　近年来，一直有人报道这个事情，特别是关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人士持续关注。今年是兴福现象报道30周年，近日还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因此，本文拟对兴福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内容将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什么是“兴福现象”？ 第二，“兴福现象“是怎么样产生的？第三， “兴福现象“当时带来的影响有哪些？第四，“兴福现象“至今的发展状况如何？第五，对“兴福现象“的总结与建议。

　　“兴福现象”是指山东滨州博兴县兴福镇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即“百人百万元户”。在当时万元户还稀缺的年代，该镇竟有100人达到了百万元的收入，这一数据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举例而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亏损200万元而人生出现重大变故。当时的200万元折合今天的价值约为一两个亿，因此，兴福镇的百万元收入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上亿元，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

　　进一步解读，“兴福现象”蕴含着更深的意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新华社记者李锦提出。当时李锦了解到兴福镇的情况，深入当地调研了40多天，最终总结出这一现象，并撰写了一组报道，刊登在新华社内参上报，随即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一系列政策响应。这便是“兴福现象”的核心内容。

　　从表面上看，“兴福现象”似乎是“百人百万元户”带来的致富现象，反映出兴福镇农民致富的真实的情况。那么，他们是如何致富的呢？据当时了解，80年代中后期，一些小商贩走街串巷为人修补蒸笼和蒸锅，尽管收入微薄，却在过程中将竹编工艺代代相传。后来，一位名叫王志成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回到村里办起了蒸笼厂，从小作坊慢慢地发展成了工厂。随后，许多人纷纷效仿，兴福镇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蒸笼产业。

　　随后，有些人开始扩展到厨具制造，例如燃气灶、电子打火器等。兴福镇便逐渐形成了“一人带动、众人致富”的致富现象，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集体产业。对此，“兴福现象”总结为四句话：“一人富，众人富；一村富，全镇富。”这种模式从一人扩展至全村，乃至多村。

　　在1992年到1993年，民营经济仍面临“是不是真的存在剥削”“应否取缔”“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而兴福现象则突出体现了百姓通过勤劳致富、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带动乡邻共同致富的特点。正因如此，新华社记者李锦得知后，对此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

　　李锦是一位极为勤奋的记者，长期关注社会问题。据说，他是全国第一个报道“万元户”现象的记者。因此，当他听朋友提起“兴福镇”时，立刻被吸引——因为朋友说该镇有百人达到了百万元户，而万元户在当时已是罕见，百万元户更是轰动一时。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兴福镇竟涌现出大批富裕农民，这一现象引起了李锦的新闻敏感度，他随即赶往当地调研，在幸兴福镇驻留了20多天，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

　　由此可见，“兴福现象”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人富，众人富；一村富，全镇富”。李锦在调研后撰写了内参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兴福现象”为何如此轰动？

　　“兴福现象”如此受到重视，原因主要在于它蕴含着两个关键方面：一是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兴福现象”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少数人可以通过勤劳合法致富；其次，在致富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共同富裕，从而消除了对资本家剥削和“为富不仁”问题的担忧。

　　在“兴福现象”被总结并报道后，此现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重视。其真正价值在于为我国后续的民营经济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特别是在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的表述中体现了其影响。“兴福现象”展示了民营经济不仅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具备“先富带后富”的潜力，同时突显了民营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使得它不再被视为“门外”的经济形式，而是值得尊重、能够推动经济的力量。

　　表面上看，“兴福现象”是100人达到百万元收入的集体致富模式，但其背后为当时对“姓资姓社”、剥削问题及民营经济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基层试点和决策依据。为此，从1994年至2020年，有关部门在当地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探讨“兴福现象”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和价值。

　　作为“兴福现象”30周年论坛的参与者，我与最早报道幸福现象的李锦先生深入交流后，总结出幸福现象的“四能”本质：即“能干、能帮、能写、能用”。“能干”指兴福经济是能人带动的经济；“能帮”是指当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帮扶作用；“能写”指记者将现象详细报道上报；“能用”则意味着幸福现象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乡村或村镇集体经济，它具有产权清晰的特征，得以传承发展。

　　此外，“兴福现象”还为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案例。与深圳特区的政府推动模式相比，“兴福现象”属于民间自发、政府支持的模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产业园经济”概念。这种现象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模式，使其与传统乡村经济和乡镇企业有明显不同，因此在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

　　从内涵上看，“兴福现象”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至今兴福镇已快速地发展，年出售的收益超过300亿元，并成为全国百强县中的一员，这些都是其显著成就。但自“兴福现象”提出以来，其核心内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亟需将“兴福现象”提升为“兴福模式”。

　　“兴福现象”指的是能人带动经济发展和致富，而兴福模式则着眼于如何系统地推动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连片发展、品牌崛起、经济效益提升的模式。因此，兴福模式可以视为“兴福现象”的升级版，具有更广泛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兴福现象”的线年代国家扶持非公有制企业政策提供了基层案例和底层逻辑，为国家政策制定做出独献，那么兴福模式如今已成为北方民营经济发展的旗帜，也是推动地方经济的有效模式。因此，兴福模式的逐步发展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兴福模式的具体内涵，二是未来兴福模式如何演进，即兴福镇的企业如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持续创新，实现企业的更新换代。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兴福镇涌现出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涵盖厨具、石油产业、加工行业等，形成了新型村镇经济的独特特点。在此过程中，许多企业也积极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成为现代化企业的标杆。

　　“兴福现象”在山东滨州这个相对欠发达地区，涌现出具有独特的产品形态和带动众人致富的特点，成为了国家政策制定的典型案例。在当前时代，它需要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该现象已连续30年在不断克服困难、抵御风险中生存、壮大，成为持续发展的典型代表。

　　第一，深入总结“兴福现象”的核心内涵。“兴福现象”得以实现，依赖于“能人”的带动作用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再加上像李锦这样的知名记者对其进行报道宣传，进而得到国家认可。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在于“能人带动”与“政府支持”，这两个方面是可持续和可复制的，而宣传和报道则具有偶然性。为此，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区应主动帮企业对接媒体，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力。

　　第二，实现从“兴福现象”到兴福模式的转型。“兴福现象”满足了90年代政策导向的需求，而兴福模式则通过逐步努力，形成了新型村镇经济模式，包括富裕农民、乡镇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产业集聚等概念，类似于“中国瓷都”所产生的聚集效应，这是兴福模式的基本内容。

　　第三，将兴福模式发展为现代化经济模式。这需要企业实施现代化管理、品牌运作、平台搭建和商业生态构建，并积极地推进技术创新。通过与国际市场对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将公司发展从原始资源挖掘和机会捕捉，转向科学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合作，形成新的发展模式。这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兴福镇不仅仅停留在“兴福现象”的层面，更进一步成为兴福模式的代表，并最终成为带动农民共同致富、美丽乡村建设、美丽村镇，乃至美丽县域经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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